2026年元旦，清晨的阳光洒落在立陶宛第四大城市希奥利艾的街道上。这一天，该市的医院仅接生了一个婴儿，市长阿图拉斯·维索茨卡斯抱着这个新生命，在镜头前发表了“没有孩子，就没有城市”的感慨。虽然听起来像是口号，但在希奥利艾，这已是经济和人口的真实写照。十年前，这座城市年均出生人数还超过一千，而到了2025年，全年出生的孩子只有1082个。如此疲弱的生育数据，反映出这座城市面临的严重危机。
立陶宛的人口情况同样不容乐观。从1991年独立初期的近370万，到2026年预计仅剩下288万，近三十年的时间里，几乎有90万人不翼而飞。这意味着每四个立陶宛人中，就有一个消失了。而更让人堪忧的是，生育能力也是遥遥下降。2025年，立陶宛全年的出生人数为1.75万，而死亡人数高达3.69万。这种生与死的严重失衡，使得总生育率降至仅1.0多一点。实际上，符合生育条件的女性数量也在大幅减少。1990年时，15至49岁的女性还有92万，而到2022年，这一数字下降至58.9万，导致适龄生育的女性减少了三分之一。
自2004年加入欧盟以来，立陶宛的年轻人纷纷涌向德国、爱尔兰和英国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。根据立陶宛移民局的数据，从2004年至2024年，超过84.6万人选择离开这个国家，他们大多是具备技能和创造力的年轻人，这无疑加剧了立陶宛的人口危机。
尽管在经济指标上人均GDP接近3万美元，立陶宛表面看似繁荣，实际上大部分收入却被高额的房租和生活成本吞噬。比如在维尔纽斯，一名普通程序员税后收入约为1500欧元，而市中心一居室的月租则高达500到800欧元。这种高昂的租金使得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受到压制。此外，由于跨国公司主要寻求利润，立陶宛的本地居民往往只能承担最辛苦的工作，所得报酬又相对微薄。
在国防支出不断增加的情况下，立陶宛的财政承压越来越重。国防开支已占GDP的5.4%，而其他重要领域如医疗和教育的资金则不得不削减，导致许多医疗机构关闭。许多孕妇面临着远道而行，才能在城市里接受分娩服务的尴尬境地。
更为讽刺的是，立陶宛政府在2021年与台湾地区建立联系的举动被后来的政府称为“战略错误”，使得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急剧下降，导致不少企业面临倒闭，失业率骤升，进一步加剧了移民外流。
立陶宛的光辉激光产业曾是苏联时期的重点项目，如今却因外交决策失误而遭到重创，既失去了中国市场，又利于本土竞争对手的发展。
总统瑙塞达在一次采访中指出，如果当前趋势无法改变，立陶宛民族将在五十到八十年内消失，这样的言论在欧洲政坛中极为罕见。尽管言辞沉重，他仍然随即踏上奔赴华盛顿的航班，表明政府内部的态度和行动并不一致。
在立陶宛，邻国如拉脱维亚、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同样面临生育率低下的困境，但没有哪个国家如立陶宛那样在外交、经济、人口等多个领域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妻推迟生育计划，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成为移民的目的地，甚至在医院中，几乎听不到婴儿的哭声。
立陶宛的崩溃不会在明天发生，依靠欧盟的支持和北约的庇护，经济维持着生计。然而，缓慢而持续的衰退令未来的前景模糊而黯淡，瑙塞达总统的话或许揭示了更深刻的危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