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3月下旬，位于山东枣庄的台儿庄火车站，铁甲列车缓缓驶入月台，车门打开，站台上并没有乘客下车。车厢内堆满了标有“七九步枪弹”、“木柄手榴弹”、“八二迫击炮弹”的木箱。士兵们默默地将这些箱子卸下，肩扛着沿着战壕向镇子里运送。在月台的尽头，一名参谋正用粉笔更新敌我态势图，图上清晰地标注了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的位置，代表日军主力的红色箭头已越过枣庄，直指台儿庄。参谋完成最后一笔后，扔掉了粉笔，墙上的手绘地图将台儿庄圈在一个小椭圆内，南北仅两公里，东西不足三公里，整个镇子的面积还不到五平方公里。在现代北京，这片地区的大小约是两个半颐和园，而在1938年春，竟然集中超过八万中日兵力。
从3月23日战斗全面爆发，到4月7日凌晨日军残部突围，整整十六天的战斗中，发生了什么，后来的日本防卫厅在战史丛书中提及，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的顽强抵抗远超预期。台儿庄的地理位置毋庸置疑，犹如一个商贾眼中的物流枢纽，津浦铁路及陇海铁路在此交汇，再加上京杭大运河的贯穿，使得这一地区成为经济命脉的关键所在。谁控制了这里，谁便能牵制华东与华中的联系。因此，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：首先占领交通枢纽，然后向西推进，歼灭中国军队第五战区的主力队伍。他们给这一计划起了一个充满自信的代号——“徐州作战”，并预计从突破台儿庄到占领徐州仅需两到三周的时间。
负责主要攻城任务的日军第10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在开战前向华北方面军发出电报，电文中信心十足的宣称“军不堪一击，徐州指日可下”。矶谷廉介的信心并非毫无依据，回溯前史，日军早在1937年就攻下南京，次年又占领济南，接连的胜利使他们对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抵抗能力低估至极。在遭遇重挫的情况下，中方士气低落、弹药匮乏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1938年2月的报告中得出结论：中国军队的抵抗意志将在三个月内崩溃。然而矶谷廉介和他的参谋们却没有考虑到一件事，那就是士兵的毅力和忠诚，这种因素在军事教科书中是查无此物，无法量化。
南京沦陷后，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，参与者包括川军第41军军长孙震、滇军第60军军长卢汉及其他将领。李宗仁向众人指出台儿庄的重要性，并表示：“守台儿庄者，死守不退；退者，军法从事。”川军122师的王铭章在战斗前未能等到台儿庄战役的正式打响便已殉国。他的部队驻守滕县，与日军的进攻相遇，手头的兵力不足，一度困守十天，经过剧烈战斗却终遭不幸。王铭章在最后发出的电报中简短而惨痛地写道：“城破，职部官兵无一生还。”他在这封电报发出后，与几名随从勇敢直面日军，最终壮烈牺牲。
王铭章的壮烈牺牲令李宗仁愤怒不已，他下达命令要求必需在台儿庄正面坚持，不得后退一步，而孙连仲将全部预备队投入战斗。此时战斗极为激烈，有个师长在接到命令时表示只能再撑一天，孙连仲冷静地回应道：“士兵打完了，你就自己填进去。你填过了，我就来填。”这种战术在现代战争理论中被认定为“不惜代价的防御作战”，其思想是当一方在火力、机动性和制空权上处于绝对劣势时，唯有用时间换空间。台儿庄的城内，惨烈的“人命换空间”的现实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士兵们被分散至每条街、每个院，面对日军步兵的进攻，无不显示出他们所承受的绝望与执着。
